我想首先讲一个关于我个人的很长很长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时间跨度是13年。

1990年，12岁的我还没从小学的稚嫩中缓过神来，就被父亲送到离家有80多里路外的一所知名中学上初中。离家的新奇和想家的悲伤交织在一起让我不无所适从，在这个班级里，我这个后门生的成绩显然是倒数第一。其他同学都是“明媒正取”的高材生。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每天的课堂上，信马由疆，思绪飘向窗外，飘向食堂，飘向郊野，所以成绩一落千丈。其实压根就没落过，一直在就在谷底，无人可以超越。

这时候，班主任老师的责骂和同学的嘲笑像梦魇般缠身，清晰地记得，父亲为了“远隔天涯”的我的未来，每次偷偷地骑着自行车长途跋涉80里把家里的山茶油送到班主任的家里，而且还趁着夜色干这件事，怕令班主任难堪，怕给我丢脸。班主任恨屋及乌，在一次对我的教训中，说出了令我终生难忘的一句话，她说，你和你父亲一样，偷偷摸摸地，跟条狗一样。父亲每次来学校都收获的是气炸他心肺的关于我的“噩耗”，于是，每次回家，父亲都把我吊在屋梁上施用杖刑，母亲用成捆的针脚扎我的手和腿。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希望我能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

初二时换了一个班主任，同样在所有学生中认出了混蛋的我，我借了一个同学的书，没看完，还没还，偏就有个同学东西丢了，老师命令我们所有同学把寝室的箱子打开，同学所丢的东西没找到，却找到了我这本借来的书，偏就借我书的同学说忘了把书借给我了，于是我就成了小偷。偏又那个丢东西的同学还说得活灵活现，说他东西丢时去报告老师，我好象还在后面跟踪他，偏又老师这样想，一个成天不读书的人，似乎除了偷东西外，别无他求，于是我就非是小偷不可了，于是这样的搜箱行动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行动，从此接二连三的搜箱行动中，我的箱子在班主任看来都有寻出宝来的可能。还有一次，班里一个女生的一支钢笔掉到了地上，头摔坏了，我捡起钢笔问是不是她的，满以为可以收获一箩筐的感激。不料女孩就认定是我摔坏了她的钢笔，于是报告了老师，而老师自然觉得像我这种不要读书成天瞎想的同学，除了编造谎言就是编造谎言了，于是让我赔钢笔。父亲为了不让我乱花钱，一个月给我2元生活费，我买笔（幸好那时不怎么读书，笔就不怎么浪费）钱都不够，哪里有钱赔他呢？我至今难忘在班主任办公室的一幕，高大魁梧的班主任用他巨大的手臂一把将瘦小的我举过头顶，我在他头顶的高空盘旋，听见他如雷穿耳的吼叫声：“你有没有摔？你赔不赔？”但是，我觉得像背个小偷的名声一样，还是背个无赖的名声更省钱，而省钱才是硬道理，所以决然不赔了。对于当时的我来讲，名声似乎已经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了。

每每想起这些往事，如今身为人师的我就会时常告诫自己，要深入学生的心灵，宁可让真相成迷，也绝不能冤枉一个好人，绝不能伤害一个学生的心灵。批评是一个学生可以接受的，妄批就可能给班级的稳定，学生的个人发展埋下严重的祸根。

后来，初中毕业的日子悄然来临，我以年级倒数第一的身份收到了一张普高录取通知书。（那一所高中不要分数就可以入学）父亲的心哇凉哇凉的，父亲为了我读书，戒掉了香烟，拿起了旱烟斗。他在90年代中期，在他年届不惑的年龄抽旱烟斗给了我很大的震撼。父亲当年读书时，远近乡里无人能敌，他在年轻时留下的两本诗集被我在小时候扔到了毛厕里。这样的一位父亲，输给了选举制的高中入学模式，于是他把希望都寄托到了我身上。在他的骨子里，文化是可以让一个人挺直了腰膀的。他对我没有很高的要求，仅仅要求我靠读书找个出路，然后回家的时候一定要系上领带穿好西装，一定要把啤酒肚给喝出来，老百姓不知道你在外面做多大的官，但是看你的啤酒肚一定知道你是个官，他们就不敢惹你，就会连带着对你的爹娘也毕恭毕敬起来。这就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渴望。

然而，我的读书能力已经成了村里的笑柄，谁家的父母和孩子都知道我有一个蠢爹，把儿子弄到天涯海角去读书，儿子给爹挣回个倒数第一。初中毕业那年，母亲一夜白了头发，眼泪不足以表达她内心的绝望。父亲坐在门口的石井上狠狠地敲掉他旱烟斗里的烟灰对我说：“咱们家，独姓，这村里你呆不了，也绝不能呆，爸爸吃了一辈子他们的苦，你不行。爸爸听说邻村有个人，和我们家一样的遭遇，儿子去了少林寺，一年之后回来，把他家被人霸占了好多年的板栗树收了回来，把人家打的满地找牙，爸爸明天去找他，要他带你一起去。而且那里下半年要办高中，早上读书，下午习武，文武双全，我觉得挺好。”

我这辈子都没想到，我的人生可以和李连杰联系在一起。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在我读书这条路走到尽头的时候，居然又给我开辟了另一条路。武功，是我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初中的这几年，我成绩垫底，个子也在班里垫底，于是武侠书没少读，白天被同学和班主任老师打了，晚上躺在床上就用武功报仇，我在梦里无数次地凌辱他们，杀死他们，我无数次幻想过我戴着斗笠，身穿黑衣在教学楼上飞来飞去的场景。今天，我的梦想要实现了，少林寺，虽然很苦，可是我只要一想到，两臂伸直，拎着两只水桶，在一群和尚的脑袋上蜻蜓点水般地过河的场景时，我就抑制不住兴奋。还有梅花桩，好酷，对了，我要闯十八铜人阵，据说闯关成功就可以下山，我就回村，无论他们单挑还是群殴我都无所谓，尽管来好了。

父亲说做就做，先请来了我的太爷（爷爷的叔叔，一个民间武师，据说有三脚猫功夫）在家里教我练起了基本套路和搏击的基本技巧。真不是吹牛，我对动作的模仿能力一直超群，爸爸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更加坚定了送我上少林的决心。

而我也不闲着，离上少林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每天都抓紧练习。我用碎布做了绑腿，把两条腿绑得严严实实，装了满满两箩筐沙石挑在肩上，那年我16岁，瘦得不够当二两黄酒的下酒菜（村人对我的恶毒攻击）。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原先对我的绝望之心又死灰复燃，我想我也不会再让她失望。我挑着这么重的一担沙石沿着我们家的后山，从这头山上爬上去，再从那头爬下来，只要走一遭，就可以趴在床上半天动不了。我还在门口掘了一个很大的坑，腿上绑着很重的沙袋往上跳，我坚信，只要跳上来很容易了，就再挖深一点，如此反复练习，有一天，我把沙袋给去了，轻松一点，一定能飞上屋顶。轻功是我多少年来魂牵梦绕的绝学。

我还没有练好轻功，父亲就带着我和邻村的兄弟上路了。路上父亲和我做了这辈子最深刻的交谈。他说，儿子，凡是伟人都是会飞檐走壁的，我说毛 武功很好吗？他说，当然，邓小平的武功排在第二，只比毛 差一点，如果没有盖世的武功，谁能做那么大的官啊。我当时深怪自己没好好读书，都不知道国家领导人要经过武状元的比赛才可以当上的。我当然知道，父亲不是想叫我成为国家领导人，他估计对我在少林可以修炼到怎样的境界没有把握，但他知道，我只要在那里学过几年，回来对付那些流氓村痞、四大家族已经绰绰有余。

人生特别的有意思，我16岁之前没有见过火车，而我第一次见火车就足足坐了48小时。而我更加没有想到的是，我的人生的重大转折居然和火车有关。

1994年的火车是主要的运营工具，中巴大巴还没有兴起，出门在外的人们只有挤破了脑袋往那绿皮车厢里钻。硬座车厢里塞得水泄不通，我们买不起软卧，甚至买不起硬座，就买了站票一路从衢州站到了河南郑州。累了就坐在被子上躺在过道里休息，父亲怀里揣了4000元现金，母亲在我们临行前用针线把钱缝死在内衣的里面。那4000元现金贴着父亲的心脏跳动了48小时才得以开封。

憋屈的事情一个接一个上演，首先，铁老大的脾气实在太大了。那些穿着白色工作服推着小推车的乘务员用他的小车不知道多少次撞醒睡在地上的我，不知道多少次直接推着小车从我身上碾过，那粗俗的骂声，尖利的咒语久久回荡在长长的车厢里，让我感觉到世界正张大了一张血盆大口，随时就吞没了一个来自穷乡村不够当二两黄酒下酒菜的我。

当时所有北上的列车都要在上海签证，我们在上海火车站签证结束后需要换乘去郑州的火车。父亲和我一样，都是第一次坐火车，以为自己认识字，走遍天下都不怕。结果，找个候车厅都找不到。邻村的兄弟和我们走散了，老早坐在正确的候车厅里等我们了，我们还在外面晃荡，当时又没有手机可供联络，所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幸好爸爸马上冷静下来，他说，爸爸一直教你，路是长在嘴巴上的。于是我们走到一楼候车厅问门口的工作人员：“请问，***号列车是在这里候车吗？”那位女工作人员穿着白色的警察的服装（首次出门，看见戴帽子有肩章我都这么认为）很帅气，但是她似乎不太想说话，就用手指指了指楼上，于是我和父亲就到了二楼，问一个同样帅气的女警察相同的问题，她显然也不是很喜欢讲话，就用手指指了指楼下，我们就又到了一楼，她又指了指楼上，我们无奈，只好又到了二楼，她又指了指楼下，我们火了，楼下说楼上，楼上说楼下，到底在哪里？现在她居然变哑巴了。身边有个大学生听见了，说，你和我同车呢，时间还没到，显示牌还没显示呢，在楼上没错，和我一起等吧。于是，我们进去，看见了邻村的兄弟老早在那里等候多时了。

坐在位置上等列车进站检票的这段时间里，也有幸看到了让我终生难忘的一幕。一位年过花甲的老爷爷，拎着几个大包小包，自己坐一个座位，东西放了一个座位。一位女工作人员走过来，说，东西拿下来，老爷爷说，这东西不能放地上，人多，脚碰到易碎。工作人员说，东西拿下来，老爷爷说，这东西不能……啪，一个耳光。老爷爷蒙了，他说，这东西……啪，又一个耳光，老爷爷说，这……啪，再一个耳光。然后老爷爷就把东西放到了地上。

父亲是个有准备的人，他知道这一路上要花费不少钱，火车上的饭菜我们是绝对不吃的，那和抢劫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于是，父亲带了很多的方便面，94年，我16岁，第一次吃到方便面，太好吃了。但是没有泡过吃，因为没有水，开水都是不开的，人太多，轮不上，于是干吃。干吃的方便面也别提多好吃，但是来回吃了四天四夜，吃到后来闻到方便面就想吐，可以保证的是，那时的方便面比现在的可难吃多了。

我们就这样一路吃着方便面，一路满载着期待来到了郑州，原以为要上少林剃度，原来是少林寺边上的一个武院，所有的弟子都是俗家弟子。那个武院的操场真大，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大的操场，里面所有的学生都穿着练武的短襟，特别的好看。我们来到寝室，那寝室也非常特别，上下铺的床约莫有十五六张，住了三十来号人。中间的空处吊了四个沙袋，一群大哥正在那里噼里啪啦地练铁拳。每个人的床边放满了武器，什么大刀长枪九节鞭，什么短棍朴刀流星锤，看得我眼花缭乱。父亲跟邻村的兄弟去交了钱，直接报了散打班，三年的学费三千元，一次性缴清。可是却带回来个“噩耗”，父亲回来说，武院高中没有办成。父亲问我怎么办？照理讲，千里迢迢上少林，如今到了少林寺的门口，却要打道回府有多可惜。我思考了一天一夜，郑重地跟父亲说，我想读书，这一路走来，世界告诉我，没有文化知识是多么的受欺负。父亲听到了我的想法也很感慨，对邻村兄弟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很有意见，又加上父亲一回去，把16岁的我扔在千里之外，内心里实在放心不下。他说，你考虑好，如果要回去读书，爸爸这就去退钱，而且你再也不能和初中一样。我说，好，我答应你，我想回去读书。

父亲于是又走到了院长办公室，拿出我的高中录取通知书，说，我那混蛋儿子到了这里看见贵校的气势胆子都吓破了，他决定要回去读书。可以这样说，九十年代人类真诚的良心还是没有泯灭的。那院长看了看通知书，看了看憔悴的父亲，扣了50元钱，退了2950给我父亲，我父亲高兴极了，虽然94年50元钱也许够我们一路返回的伙食费。

于是我们在少林寺的边上呆了三天又踏上回乡的征程。郑州当时是全国最大的铁路枢纽，在郑州火车站里，黄牛党肆无忌惮地横行，父亲排着队等待买票，一帮黄牛过来，一把扯出几个排在父亲前面的人，告诉他们，票要到他们这里买，而且要加价。那几个人不乐意，被狠狠地殴打了一顿，只好乖乖就范。马上轮到父亲了，父亲急中生智，拿出买来的地图，给这几个黄牛扇扇子，说，天这么热，你们也不容易，我给你扇扇。那几个黄牛很享受，可是我看在眼里特别难受，我觉得父亲的心在滴血。我头一回看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在家中不可一世的父亲，出门在外表现出如此的下贱和猥琐，可是我不以他为耻，如果不是送我上少林，他仍然是家中最有霸气的父亲。

终于，我在迟到了一周之后来到了录取我的高中。从第一天开始，我就决定一定要坚持把一节课从开头听到结尾。我做到了，而且我觉得我懂了，我发现其实集中精力听下来一节课似乎不是那么的艰难。于是第二节课我也坚持了下来，后来一周我也坚持下来了。终生难忘的第一次考试来了，考的是地理，我考了全班第一。所有同学那羡慕的目光纷纷向我射来，我的脸都红了，原来考第一可以收获那么多的敬意。于是，语文也考了第一，数学也考第一了……总分也是第一。朱星期这个名字开始在班级中拥有了特别的内涵，老师们看见我都特别客气，一个全班录取最低分的同学现在成了全班第一名。我那最小的个子在班里无限伟岸起来，班主任老师叫我做了班长，我的自信开始膨胀到了极至。早自修的时候，我拿出书本，开始我的朗读，旁若无人，同学们在嘲笑我，嘲笑了三天之后，他们也开始跟着我一起朗读，到后来，班主任早自修根本不用来管，我老早带着大家在读了，而且从头到尾我根本不知道疲惫，许多同学傻傻地看着我，说，你为什么读得那么好听，我说，我把感情都放进去了，我浑身充满了力量，我一定要读，朗读的感觉真好。

后来，我读的东西不够了，我和班主任说，我想去借图书馆的书读，班主任说好的，你找好书，我来帮你借，于是我的高中和图书馆从此无法分离，我借了好多的书，图书馆的阿姨说，以后你不用叫班主任来帮你借了，你直接拿走好了。于是我拿着借来的书，在教学楼顶楼读，在学校的操场边读，在学校旁的溪边读，到处都可以听见我的读书声。然后我开始做读书笔记，精美的语段，绝妙的文章我大段大段的抄写，然后一遍遍地读。后来我不满足于图书馆了，我决定要去买书。我回家找父母要钱，父母说你可以自力更生，怎么自力更生呢？村里的石灰厂有碎石灰可以捡，2分钱一斤，一天幸运的话可以捡到七八百斤甚至上千斤。于是每到周六，我都去捡石灰，高温煅烧的石灰夹着煤渣从窑洞里倒出来，火焰还在熊熊地燃烧着，就倒在了我们的脚边，一不小心脚就烧伤了，石灰的强腐蚀性把手和脚都弄破了，回家包好胶带继续捡。周日的中午卖了捡来的石灰，收获了十五六元。爸爸又说了，坐车去城里要花费两元钱，来回就四元了，你如果想多买书的话骑自行车去吧。从家里到县城有四十里路，于是每周都可以看到我骑着自行车来回八十里去县城买书。后来，我们整个高中部大家在看的杂志书籍都是我的。《知音》《少男少女》《青年文摘》《辽宁青年》《南方周末》《散文百家》……我还不满足，为了提高我的作文水平，我买了三本作文选，一本记叙文，一本散文，一本议论文，翻来覆去，覆去翻来，读得滚瓜烂熟。

班主任说，县里要搞作文竞赛，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写。做梦也没有想到，我随便写了一篇就获得了常山县一等奖、衢州市三等奖。班主任老师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我们这样的穷山沟里，语文竞赛居然有人能获奖。我把奖状拿给父亲看，父亲做梦也没有想到，获奖居然跟儿子有关，人生的第一张奖状居然是县一等奖。他感动的老泪纵横，他开始怀念起他的那两本被我扔到毛厕里的诗集来。他坚定地认为我避开了母亲文盲的基因，把他所有语文的天赋、作文的才能全给继承了。

可悲的事情在于我就读的高中，历史上从未有学生考上过任何一个大学。而我每天忙于阅读，居然成绩可以名列前茅了三年。我们师资严重不足，整年的历史课都由语文老师带代课，刚毕业的大学生好几个直接就带了我们的高三。我毕业后，这所学校再苟延残喘了一年彻底结束了历史的使命，我算是的的确确把学校给读倒了。

于是我们来到了高复班，玩命地读了一年，成功地把高中没学过的知识给补了起来，然后站到了较高的起跑线，再复习一年，考上了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两年县城的高复生涯是我人生中宝贵的时光，书店无限接近了我，我开始了杂文随笔的创作，开始了对抽屉文学的孜孜不倦的追求。

满怀希望地来到中文系，却满载失望而归。乏味的专业课，无聊的公共课，耗去了我对课堂的热情。我的武侠梦已经遥远，我的文学梦逐渐清晰起来，于是我开始逃课，我在外租房子，许多人在外租房子的目的都是追求莺歌燕语，都是把得妹子的逍遥快活，我是挑灯夜读，奋笔疾书，读至三更，伤心绝望之处，不禁热泪盈眶。那时，人生的视野开始无限扩大，怀着对世界无限的爱，生出无限的恨来。文字开始脱离稚嫩，开始饱经沧桑，开始冷竣奇崛，开始恶毒起来。仔细地翻看约翰·密儿的《论自由》、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读着读着，不忍再读，拿起笔来，恨向胆边生，把所有的怒火经由笔端流向纸面，桌子俨然有烧灼的痕迹。

读书的代价是惊人的。入学的学生手册里写明，补考超过18学分，英语没过四级，不能获取学位。我大一结束，补考就超过了20学分。心想，学位已经无望，再读英语也枉然，不如继续读书吧。于是大二那年表现更为疯狂。那英语老师至今不知姓甚名谁，但是她允许我把文章给她看了之后可以不去上英语课。这彻底解放了我。然而历史非常有戏剧性，等我大二结束，学校发出通知，学位与补考脱钩，这是造化弄人么？也罢，还是继续看书写作来得痛快。

也在那一年，我接手了中文系文学社社长之职。苦心经营了半载，出了一期刊物居然被学校查封了。校长密密麻麻的红圈，圈的是对我的愤怒，而这本杂志的确满载了我们的悲痛。印了400本，卖了50本，听说被查封，该期杂志一时洛阳纸贵，许多人都打探从哪里可以得来饱以眼福。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剩下的350本如今是不是依旧躺在校长办公室阴暗的角落，抑或早已经化成一缕轻烟飘荡在天国？这就不得而知了。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使我以为与其痛心疾首地在抽屉文学中煎熬，不如换种表达愤怒的方式，于是我们想到了组建乐队。我的上铺丁阳同学一直是个活在诗中的苦逼青年。他的诗我很喜欢，有种颓废的味道。他的嗓音我也很喜欢，有股决绝的姿态。于是，我们找了几个朋友，在我的嘈杂的爵士鼓声里，在主唱丁阳时而迷离时而绝望时而癫狂的哀吼里，师大首支民间乐队藉着一股愤怒诞生了，在师大人家餐厅的舞台上，我们的第一次演唱会的主要目标，就是把听众全部唱跑，让噪音带给他们听觉的折磨和强烈的压抑甚至是精神的崩溃。改编自盘古的歌在餐厅里回荡：“如果我会七十二变，我就变成炸弹，炸烂这个世界……”然后我们唱摇滚版的《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音乐的喧哗在进行，脑海里翻江倒海般回首我们排练的日子，我们对着CD扒歌，我们一遍遍地配合，满地的烟头，满脸的坏笑，满满的激情，这些往事和着舞台上疯狂的歇斯底里的呐喊，使得喉结根本压制不住从胸腔里倒灌的酸楚和幸福。朋克的音乐，重金属的噪音和群魔乱舞的舞台场景，表现出浓浓的思想，居然吸引了一大堆景仰的目光，我们觉得很恶心，觉得这个时代真是个没有是非黑白的时代，愤怒的青年沦为了偶像，癫狂的音乐被归于流行摇滚，我们就成了舞台上的小丑。

思想就这样折磨着我们，在我们不被理解的时候，我们痛苦；在我们似乎被理解的时候，我们逃避。我们要做孤独者，永不被人欣赏，永远是飘在中流的孤舟，拒绝靠岸，我们要做不止的浮萍。我们发现，这个时代，有太多你想写而不能写的文字，却没有任何你想唱而不能唱的歌。

大三的第二学期，专业课已经很少，我在痛定思痛之后，决定继续拿起笔，我要写小说。突然发现小说的魅力，可以不用硬碰硬地去和现实交锋，可以躲在文字后让虚拟的主人公道出世界的荒诞。我这样决定就这样做了，去和老师打了声招呼之后，就开始点着蜡烛通宵达旦地写我的《流局》，每当朝霞映满东山，我倒头就睡，一觉起来，夜幕降临，我就又开始写。写作是属于夜晚的，在烛光周围，悲凉的浓黑包围着你，在你的心里，浓黑的悲凉激励着你。耳机中响起的是早年真摇滚的汪峰和一直都真摇滚着的许巍的声音，那张旧CD周而复始地转动出写作的灵感来，于是思绪澎湃，下笔千言，初稿完成的日子回头掐指一算，我居然一个月没有见过太阳。相隔一个月第一次见到太阳的日子心情非常地激动。于是休战数日，开始修改，一改又改了一个月，打印成文字稿，又耗去了两周。加上休息日，三个月悄然而去。想起决定写小说的日子还在开学的时候，这时空气里已经弥漫起放暑假的味道来了，女孩子们早已褪去紧裹的羽绒，让裙子肆无忌惮地飘扬了起来。哎，真是寝室一觉黄粱梦，人间早已六月天啊。

毕业的日子终究是要来的，毕业成绩的公布也是迟早要让人伤心的。99级四个本科班总共200人，起初我非常高兴地得知排在了199名，但是可恨的室友丝毫不顾及我的内心感受，他们告诉我，最后一名同学已经休学了，因为生病的原因毕业考都没考完就走了。我说，你们这么说什么意思？他们说，没有意思，意思就是你是倒数第一罢了。那一个个坏笑的表情我至今挥之不去，成为我人生中实力的有力证明。

在那段找工作的日子里，我是最为痛苦的一个，简历里的成绩是没法给人看的。不是担心招聘单位领导看我的眼神，是我自己觉得特丢人。于是干脆玩起了抽象派艺术。我把自己写的堆着一尺高的文章，撂在每个校长的面前，那些校长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嘴角渗出或隐或现的液体说，真是可惜，人已经招好了，再加上你不是本地户口，我们实在没办法。

再后来，中学给了我一次上课的机会，我认为给我机会的人是需要勇气的。我同样认为是我上课的勇气征服了同样有勇气的中学。我的同学们听说我也找到工作了，争相傻起眼来。在我毕业后的日子里，浙江师范大学的校报，由我一个留校同学主编的专栏里居然还写了一篇关于我的采访，他们物色了三种人：一种是综合素质非常优异的；一种是成绩一般表现平平的；一种就是我。我有幸忝列其中，给了众多同学莫大的鼓舞，也测出了教师自由市场上巨大的就业空间。于是，一时间关于我也能就业的传说，在师大部分熟知我的人里面传为美谈。